的伦理争议案例，一些关于“他者”与“承认”的讨论，甚至隐约提及了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价值冲突的实例。
这不是课件上的东西，这是在燕大、清大、社科院转了一圈，和国内的学者们交锋之后，哈贝马斯对某些问题的呈现方式做了微调。
不是妥协，是校准。他在用他的方式，回应他在感受到的某些思想脉动。
难道是离开了燕京，到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老爷子开始放飞自我了？
好在，李乐受过克里克特教授的“虐待”。
那位老太太对哲学人类学的偏执近乎病态，动辄要求他在两天内啃完三百页德文原着，然后用十五分钟复述核心论点。
那种魔鬼训练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在任何哲学文本面前都不会露怯。
老爷子临时加的东西虽多，却都在他知识储备的边界之内。
“die technologische enickng gt uns, die grenzen des nschlichen neu zu verssen”
“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重新丈量人类的边界。”
“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多元的世界里，单纯的复归是否可能？是否可取？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时，当我们不得不与持有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人共同生活时，我们能否仅仅诉诸我们的传统’来解决问题？”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我认为是有的。这条道路，我称之为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它不寻求回到前现代，也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而是试图在启蒙的遗产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程序性的伦理自我理解。”
李乐在脑内快速检索，调出彼得·斯劳特戴克关于“人类动物园”的论述，调出查尔斯·泰勒关于“承认的政治”的章节，甚至隐约想起阿伦特《人的境况》里关于“行动”与“劳动”的区分。
这些思想的碎片在他脑中飞速拼接、对照、筛选，最终凝结成清晰流畅的中文。
这需要李乐在翻译时格外小心。
有些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有相对固定的译法，但在中文里可能需要创造性的转换。
比如“posttaphysical thkg”，直译是“后形而上学思维”，但中文的“形而上学”有特定涵义，容易误解。李乐斟酌了一下，译为“后传统思维”，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更符合中文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