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堂入室”也好，“小鸟初啼”也罢，今天过后，这孩子在这一方天地里，算是有了他自己的声音了。
那声音，不算大，也谈不上振聋发聩，但清晰，诚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还不曾被世俗完全磨钝的棱角和温度，在那混混沌沌的、由无数声浪交织而成的巨大喧嚣中，划出了一道属于他自己的、微微发亮的轨迹。
台上，哈贝马斯走上前，与李乐并肩而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德语低声说了句什么。李乐侧耳听完，微笑点头。
这一幕被台下许多人看在眼里。那轻轻一拍，不只是长辈对晚辈的鼓励，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传递和认可。
掌声渐渐平息，进入提问环节。
主持人刚说完“现在开放提问”，台下举起的手臂，如雨后森林里冒出的蘑菇，密密麻麻。
问题既有关于其公共领域理论在跨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关于交往理性如何应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在当下的具体表现等等。
哈贝马斯一一作答，李乐精准传译，思想交锋，妙语迭出。
比如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眼镜的老教授站起来，用流利的德语向哈贝马斯提问，大意是，他的“交往理性”是否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强者总是有办法让弱者“自愿”接受对他们不利的安排。
哈贝马斯听完，沉思了片刻，然后缓缓答道，他承认现实中的交往总是受到各种权力的扭曲。
但“交往理性”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理想。
它提供了一个衡量现实的标准，一个努力的方向。就像康德笔下的“星空”，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抵达，但只要抬头仰望，就不会迷失方向。
李乐翻译这段话时，特意用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八个字。台下响起了会意的低语。
接着，一位中年教授向哈贝马斯提问，关于交往理性在价值多元时代是否可能的问题。
老爷子回答时，李乐流畅翻译，并在几个关键概念上做了精妙的转换，将“价值共识”译为“重叠共识”，并引用罗尔斯的理论做了简短补充，让对话更易理解。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问题，老爷子有时会多说几句，有时却只是给出一个简短的“是的”、“我不这么认为”、“这点可以看某本书或者某个时间的论文”。
而问题在朝老爷子飞过去之后，终于也有冲着李乐来的。
一个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