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士子说：“今年王相公好像离京了吧？”
“我没问王相公，今年有哪些轶闻？越新的越好。”张安吉说。
那士子想了想：“最近半个月，倒是有一桩趣事。有个叫徐来的太学生，在饯行宴上题壁写诗，引得东京士子纷纷前去观摩。”
张安吉问道：“他写的什么诗？”
那士子张口就背诵：“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张安吉也读过书，忍不住咋舌：“口气真大。”
“但这首诗写得好啊，”那士子笑道，“后来大家才想起来，这个徐来早就小有名气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写给余靖余相公的《新雷》，就已在东京士人圈子里流传。”
张安吉忙问：“《新雷》又是怎样写的？”
那士子当即朗诵，详细讲述徐来与余靖的关系。
并且士子还说：“我也是最近才得知，风靡东京的花剪，竟也是此人所造。最初是用来修剪桑树和果树的。”
聊完徐来，张安吉又继续打听别的。
片刻之后，张安吉离开书铺，跑去铁铺买到桑剪，才坐驴车返回淮阳王府。
他把那套《韩非子》拿出来，活灵活现讲述鹌鹑案。
赵顼思索良久，问道：“你觉得该怎样判？”
张安吉回答：“奴婢没学过律法，不敢妄自猜测。”
赵顼自言自语：“王先生判得有道理。但开封府、大理寺、审刑院也有道理。这个着实难分孰对孰错。”
“殿下可求教三位先生。”张安吉说。
赵顼点头：“也对，可求教先生。还有什么轶闻？”
张安吉说：“广东有个贫寒士子叫徐来，去年冬天见到经略使余靖。余相公考教其诗才，徐来写了一首《新雷》，余相公当即收其为弟子。”
“可是庆历四谏那个余靖？”赵顼问道。
“对。”
张安吉提笔写《新雷》，边写边说：“此人被余相公举荐入太学读书，最近又出名了。他在饯行宴上，于大相国寺墙壁提了一首诗。此诗的口气极大，引得东京士子纷纷前往观摩。”
说完，张安吉又把《论诗》写下来，并拿出桑剪说：“此物名叫花剪，可用于培植修剪花木。东京许多士人都有，已传到洛阳那边，用来修剪牡丹花枝。听说原名桑剪，可修剪桑枝、果枝，便是那个徐来所造。”
赵顼看了看桑剪，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