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察·威廉姆斯。”
白须绅士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把车厢另外几位乘客都引得回了头。
他把帽子从膝盖上拿起来又搁了回去。
“我跟我那老朋友说过，今年那个第二名讲得比第一名还好。”
李察笑了。
“多谢您老人家给面子。”
“给面子？”白须绅士摆手：“真本事。”
他自报家门：退休的法官，年轻时在帝都政治经济学院念法学。
每年西塞罗杯都去当个名誉评委，今年没轮上他。
灰外套先生也报了名字：诺丁汉的羊毛商人，跑生意路上看了报纸上西塞罗杯的报道。
“原来是你。”商人先生跟他握了握手。
“那篇‘文明的边界在哪里’，我在报纸上读了。”
“是吗？”
“我读不太懂那一段‘水管’的譬喻。”商人先生坦白。
“可我跟我儿子讲，‘读不懂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一段是个十六岁的孩子说的。’”
“真巧。”李察客气地应。“先生的儿子今年多大？”
“十九了，在诺丁汉做学徒。”
商人先生说着叹了一口气。
“他不读书。”
车厢轻轻晃了一下。
帝都的天际线在窗外渐渐矮了下去。
那座几百年的老钟楼从一根细瘦的尖顶变成了天边一根针，又缩进了暮色里。
法官先生从内兜里摸出一只银制小盒，掀开盖。
里面整整齐齐排着一支支细长的雪茄。
“抽一根？”
“多谢，我不抽。”
“真是个学问人。”老法官把雪茄盒重新合上。“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工程师。”李察答得不犹豫。
“布里斯顿那三座桥，桥下面的拱顶是我父亲画的。”
法官先生点了点头。
“好行当。”
“他自己也这么说。”
“你母亲呢？”
“她身体不好，只能在家里帮忙。”
老法官没有再追问。
到站后，李察和两位先生告别，提着行李走出了车站。
煤烟的味道一进车站就盖上来。
先是鼻子里痒了一下，过会儿就习惯了。
李察沿矿渣巷往家走，街坊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