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也可能是它选择性地激活不同器官发育蓝图的关键。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个结构域的功能，我们可能就能理解修复程序是怎么对不同器官进行差异化调用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只有笔记声和键盘敲击声。
站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年轻研究者举了手。杨平点了他，他问了一句关于不同器官的发育蓝图是否存在存储位置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这张蓝图具体存储在哪里？如果蓝图可以替换，那替换后的蓝图需要保存在哪里？”
“蓝图存储在干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中，”杨平说，“不是存储为dna序列的改变，而是存储为dna上那些化学标记的模式，甲基化、乙酰化、组蛋白修饰，这些标记决定了哪些基因可以被读取、哪些基因被关闭。当受体x激活后，干细胞会去读取这些标记，然后按照标记指示的蓝图来执行修复。如果你想替换蓝图，本质上就是改写这些标记的模式。”
第一个举手提问的研究者又追问了一句，语速明显比刚才快了，像是在验证一个自己刚刚形成的猜想：“那衰老过程中修复程序的关闭，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标记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杨平说，“这正是一个需要大量实验去验证的假说，统一理论太过宏大，需要很多科学家用长时间去研究，我们暂时也只是验证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原定的时间结束之后，提问还在继续，杨平没有打断，最后一个问题结束后，台下没有立刻散场。有人走到讲台前，递了一张名片过来，是一个德国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想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有人围在韦伯身边，问实验的详细方案。有人在白板上画图，在讨论受体x胞内结构域的几种可能的信号传导模式。
散会后，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讲台上的灯光还亮着，投影仪还没有关，屏幕上显示着受体x的三维结构图，那个黄色的胞内尾端在暗背景下格外醒目，像一条指向未知方向的箭头。
报告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杨平的邮箱就彻底失控。
从凌晨开始，邮件涌入的速度从每小时几封变成了每小时几十封，到了中午，收件箱里已经躺了将近四百封未读邮件。发件人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是他不认识的名字，但每一封邮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些人看到了报道，读了他的论文，然后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有一些是实验数据的分享，有一些是新的研究思路，还有一些，是那些曾经被他改变过命运的人发来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