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担保，诉讼时效可能过了，但银行真要搞，也是麻烦。”顾邦沉吟，“先让法务部研究，看能否从担保效力、时效、主债务清偿情况等方面入手。同时，和银行接触，看能不能协商，象征性补偿一点，了结掉。毕竟咱们现在是地方重点企业，银行也要考虑长期合作。”
“可以。以了结为首要目标，花钱买清净，但不能当冤大头。谈判底线你把握。”李乐对顾邦说。
“第三，是人员安置的遗留问题。”张利民的声音低了些，“主要是几类。一是两不找人员。”
“破产时没办正式离职，也没安排，自己出去谋生，现在听说厂子活了，又回来要说法，要补偿，要复工。大概有七八十人。”
“二是工伤、职业病遗留。老厂重工业，各种职业病不少。当年鉴定、赔偿标准低，现在有人旧事重提，要求重新鉴定、提高待遇。还有两起陈年死亡事故的家属，偶尔也来。”
“三是社保、医保欠缴和接续问题。破产前那几年，厂里困难，社保医保断断续续，有欠缴。虽然破产时从资产变现中补了一部分，但可能没完全清。现在有些人临近退休，或者生病，一查，年限不够，或者账户没钱，就找过来。”
“四是家属区。厂子当年建的职工宿舍区，三十几栋楼，住着的大部分是职工和家属。房子一直说要交给市里，办理产权，可催了几次，一直没动静配套的水、电、气、暖和物业，原来厂里补贴破产后，这些管网年久失修，物业瘫痪，脏乱差。现在住户希望新厂接手，起码把基础设施管起来。”
张利民一口气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所有人都明白，这些才是真正的“深水区”。机器坏了可以换，房子旧了可以修，但“人”的问题，千头万绪，牵一发动全身，还关乎情理、道义、稳定。
李乐沉默片刻，看向刘忠达，“刘总，人力这边，预案有吗？”
刘忠达打开文件夹：“我们和谢总、张厂长反复碰过，有些思路，我这边说说。”
“关于两不找人员和复工要求。原则是依法依规，尊重历史。首先，查阅当年破产安置方案和本人签字文件，确认其选择。如果当年已领取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上劳动关系已终结，没有复工义务。”
“但鉴于其中部分人年纪大、再就业困难，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比如设立专项困难补助基金，对确有生活困难的，给予一次性救助，同时彻底了断关系，如果其中有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