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价值。他不再是舞台中央的学者，因此他总是想办法夺回关注度。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弗里德曼还是痴迷于被关注的感觉。
如果不是在美国渐渐失宠，谁会跑来智利、波兰，中国这些地方呢？
内地已经吃过弗里德曼的亏，他把内地任何不同于他的观点，都描述为政治正确。
托宾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他是凯恩斯派的。
托宾赞同大政府主义，要求政府进行救济和加强组织。他和弗里德曼想法有根本区别，倒是和余切相似。
如果被弗里德曼的炒作拖下水，这也太无辜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你要和他辩论吗？」托宾问他。「我要提醒你，迄今为止，东方余的辩论从未输过，你最好观摩一下他怎么批判德国总理科尔的。」
「我确实是得考虑一下。」
弗里德曼花了一晚上时间看了录像，他对科尔政府的无能嗤之以鼻。之所以科尔表现失态，是因为欧洲人不擅长进攻性的学术辩论，他们是那种上班打卡，数十年都可以没有任何成果，混吃等死的那种人。
可美国人不是这样，弗里德曼是从激烈竞争中崛起的。
在美国这个雄竞得不可思议的国家，弗里德曼身材矮小，样貌平平，如若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早已被闪光灯所遗忘掉。
「在这个国家击败他们最有名气的人，难道不也是一种成就？」弗里德曼说，他也很快就这么做了————双方把地点约在水木大学，因为弗里德曼听闻水木大学和燕大是死敌，在美国，除非是辩论的很好，否则水木大学的观众不会轻易倒戈。
这是弗里德曼犯的第一个错，他很快意识到了。
余切太受欢迎。
十一月上旬，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在日韩旅游，准备自己即将到来的辩论。90年的下半年，弗里德曼一直在亚洲各国游学。在韩国，他发现这里的人从未见过余切，却把余切的几本小说奉为圭臬。
《出路》、《共同警备区》、《白夜行》————为何总是这些？
以及那一本《计划体制》。不少韩国财阀的桌面上，都摆着这一本。科尔奈和余切批判了计划体制内的一些弊病，指出大型跨国企业形成的产业联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种「计划体制」。
余切对这种企业有辛辣的讽刺。
「这些跨国集团要求上下游产业链必须配合进行生产，销售甚至是进行研发投入，其情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