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政府的那些跨国巨头，他们只为自己的市值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府和民族负责，从根本上讲，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的一份子，他们自然不会对东德人有任何的同胞情谊。
政府一厢情愿的让他们来办这件事情，结果一地鸡毛；而东德人还活在上一个民族国家的版本里面，他们自以为从这个国营厂跳到了另一个厂，这种天真的幻想，使得西德资本加倍的剥削他们。
「我看《窃听风暴》的时候，就感到很疑惑，维斯勒特工来了西德后处处碰壁，他像个原始人一样只能做底层的活计————当这本《计划体制》写出来后，我彻底明白了。」朔伊布勒说。「我们用企业兼并的方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兼并，结果就是其中一方被耍得团团转。」
「但东德人不像维斯勒那样，自认为自己有原罪。他们醒悟过来后，就变成复仇的子弹，因为他们真有枪。」
科尔感到天旋地转，他的敌人忽然就从东德的刁民变成了资本家联盟。
和这些人相比，跪在柏林的布兰登堡胜利女神像面前，似乎还更容易一些。
半晌后，科尔久违的提起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下跪，能不能挽回这一届政府的信任度？
《计划体制》发布后的一个月，科尔奈成为各国政府的座上宾。科尔奈不善演讲，他的话经常让人昏昏欲睡，结果他回哈佛做演讲时，整个学院的人都来了，底下的学生疯了一样的为他鼓掌。
科尔奈算是感受到了大文豪的流量，他直接起飞了。
五月中旬，科尔奈回到德国柏林，他和余切共同得到了日本学士院的外籍院士邀请。
而余切正在看德甲足球队柏林赫塔的比赛。
「该死！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这只球队真受欢迎！」
从密密麻麻的球迷群体里穿过，在前排看台找到余切时，科尔奈已经被烘得满头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