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学问了。
法家制定法律的基础是“公利”优先，设定“外战”“垦拓”为公利，不惜一切榨取资源，进而严刑酷法。
而儒家制定的法律基础则是“公德”优先，忠、孝、悌，强调内部结构稳定。
儒家发展成了儒教后，在这些方面对人的监督管束，最终未必比法家那些“牛饿瘦了，就鞭挞民”的法律要松了多少。
例如继父，继母虐待孩子，孩子的反抗都是不孝，甚至反抗宗族，也都会被儒体系定义的失节严惩！但是在“独生个性”的宣冲眼里，法家和儒家的分别就是：一个是用严法压榨老实人，一个是礼教欺负老实人。
而问题在于老实人是会反抗的。都会对儒家和法家的体系进行破坏。
秦末发生大起义，宋朝时候则遍地小起义。
而老实人的每一次反抗，都是法家和儒家的相互博弈点。
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历史：每一次法家和儒家都指责对方牧民（压榨、控制）的方法不对。
关于怎么真正让既得利益阶层（王侯将相）吐出血酬（承认自己阶级下降，让位有能耐者），这两家士子是绝口不提的。
至于其他各家呢？
战国末期出现的“杂家”更是精明，他们对“血酬不公平问题”的态度是：自我之上存在不公平，自我之下则要稳住“压榨”“欺负”的体系，具体代表就是吕不韦。
…国小，寡贫、德薄…
现在斐国的现状是儒家体系占据上风，而这些儒家势力主要崇尚棉国方面的学说。
他们维持着一套让底层老实人到自家当牛马的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斐王上位后觉得：斐国的人名义上是我的子民，到头来却都变成了你们家的牛马，这朝廷到底是我的还是你们的？
于是乎这才有了斐王宠幸若国来的妃子，然后大肆任用若国外戚举荐上来的支持法家的士人。斐王的想法很好：就是本国百姓别再给贵族们当牛马，都过来给我当填线的炮灰！
只是战国时期，正统搞法家都需要军事资本。
魏国、秦国变法都是通过打赢对外战争，然后以军事发展为纲进行变法。
宣冲瞅了瞅斐王这些年在军事上的“常凯申操作”。
作为正统兵家的“宣冲老爷”，不禁啧啧摇头。
宣冲对王刺劫感慨道：要是我是对面的统帅，对付咱们这支海上登陆的陆战部队，根本不会动员几个郡县的所有劳动力，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