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还带着血丝，就连晚上都咳得睡不着觉。
陈曦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到母亲整宿整宿压抑的咳嗽声。
父亲带着母亲去县医院检查。
这个过程很漫长，等了三天才拿到结果。
父亲一个人去的，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把诊断书折了又折，最后塞进外套的口袋里。
母亲和陈曦问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炎症而已。
他撒谎了。
吴亡在他折叠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肺癌，晚期。
别说是在九十年代初了，哪怕是在现代社会的前不久，在没有异事局的研发部门将某些医疗类灵灾道具解析量产之前。
这四个字的重量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家庭。
在那之后，父亲瞒着母亲也瞒着陈曦一个人扛着。
他白天照常上班，下班后又去干零工，直到半夜才回来。
家里的伙食没有变差，陈曦的早饭甚至比以前多了一个煮鸡蛋。
父亲的解放鞋底磨穿了用胶水粘，一直到粘不住了才换新的。
母亲问他怎么瘦了，他说厂里最近加班多。
但这种隐瞒始终是纸包不住火的，母亲最终还是知道了。
她开始拒绝吃药，说那药太贵了，吃了也没用。
那天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是陈曦从小到大以来见过最凶的一次。
他红着眼睛冲母亲吼，说药不贵，说不准不吃。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很平静的眼神看着他，直到父亲最后安静下来，蹲在墙角肩膀一抖一抖的，她这才走过去把对方抱住轻声说道：“我知道了，我吃。”
之后没多久，母亲住进了县医院，无论是治疗费用还是住院费都是一笔大开销，父亲被迫无奈下只能四处借钱。
由于陈建军在厂里的口碑一直很好，开口借钱的时候腰弯得很低，无论是亲戚还是工友亦或是街坊邻居都是能帮就帮。
但那个时候毕竟谁家都不富裕，东拼西凑的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陈曦被托付给邻居照看。
他不知道父亲具体在忙什么，只知道父亲每天回来的时候都灰头土脸的，眼睛红红的，腰也直不起来了。
他想帮忙，但父亲说你现在能帮的最大的忙就是把书读好，把饭吃好，把身体锻炼好。
陈曦照做了。
他依然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依然在学校里考第一名，只是去医院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