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虽然很急，但是教会改革的事情他再急也得看教廷那边的效率。
目前看来，整个教廷所有的掌权者，他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恐怕都比不上拉斯洛这个皇帝。
弗朗切斯科就是夹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间的那绝大多数人的代表，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领袖。
他对于将世俗风气引入教廷持积极态度，因此在他主持枢机团的当下，教廷对于世俗事务的关心要远超以往。
偏偏现任教宗本笃十三跟弗朗切斯科的观念就很合得来，完全忘记了当初对皇帝做出的承诺。
因而教廷那边对于收回阿维尼翁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在教会改革上就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陛下，您难道打算让圣座召开一场仅有帝国教士参与的大公会议？那根本称不上一场大公会议，既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也不会产生什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伊比利亚、法兰西、英格兰和波兰等国的教士都无法出席大公会议，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冲突和战争。
圣座已经同意召开大公会议了，地点就定在特伦托，在奥地利的地盘召开。
至于如何让各国的教士参与其中，圣座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弗朗切斯科表露出一副焦躁的模样，就好像他们真的很想满足皇帝的要求，但现实的状况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然后，他就将这个难题抛给了皇帝。
召开大公会议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维持大体的和平，而现在除了帝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正在或者将要经历残酷的战争。
这种情况下，大公会议必然会变成帝国教士的集会，从而失去其普世性和合法性。
只有当皇帝终止了欧陆的混战，大公会议才开得起来，教廷才能推动所谓的改革。
拉斯洛有些无语地盯着弗朗切斯科。
不得不说，这个借口比此前各种推诿的理由要高明的多，虽然拉斯洛很想说他真正想要召开的就是帝国教士的集会，想要推动的也是帝国教会的改革，但教廷方面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松口。
当年的巴塞尔大公会议发展到后来就完全变成了法兰西和帝国的教士与教廷讨价还价的工具。
法兰西的《布尔日国事诏书》自不必说，不仅夺走了教宗任免主教的权力，还免去了首年金的缴纳，截断了高卢教会对罗马的上贡。
而帝国的《美因茨国事诏书》更不得了。
起先是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在美因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