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纽约雷曼总部。
理察&183;富尔德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投资意向。
韩国产业银行：出资30亿美元，要求折价45，且需美国政府担保。
科威特投资局：出资20亿美元，折价50，要求董事会席位。
一家匿名对冲基金：出资10亿美元，折价，但要求最快三天内签约。
加起来刚好60亿美元。但条件一个比一个苛刻。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财政部长保尔森的私人号码。
响了七声，接通。
「汉克，」富尔德声音疲惫，「我需要帮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保尔森冰冷的声音：「迪克，我说过了。你们自己解决。」
「但如果雷曼倒了，整个系统」
「那就别倒。」保尔森打断，「找到钱，或者找到买家。这是你们的游戏，自己打完「」
。
电话挂断。
富尔德放下听筒，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的曼哈顿灯火通明，这座城市永不眠，永不认输。
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真的要输了。
办公桌上，全家福照片里，妻子和孩子们在汉普顿的海滩上微笑。那是2006年夏天，雷曼股价新高，他被评为华尔街年度e。
两年。仅仅两年。
他睁开眼睛，打开抽屉，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一个玻璃杯。倒满，一饮而尽。
烈酒烧过喉咙，带来短暂的麻木。
他看向电脑屏幕，雷曼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微跌至3210美元。
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还有————希望？
他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下明天的待办事项：
联系美国银行，再谈收购可能性准备q3盈利指引，尽量乐观安排nb专访，强调信心查清是哪些对冲基金在做空，秋后算帐。
写完，他盯着第四项，很久。
然后拿起笔，重重地划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