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文，确保提问者和在场听众都能准确理解。
这又是一个对反应速度和专业素养的极大考验，好在李乐准备充分，且对相关领域涉猎颇广。
他时而侧耳倾听，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时而转向哈贝马斯，复述问题，重点突出，待哈贝马斯回答完毕，他又立刻转向观众，用中文清晰传达，遇到特别复杂的概念，还会稍作解释性补充。
“这位老师的问题是，”李乐转向一位，“在您的话语伦理框架中，如何确保所有相关者都能有效参与讨论？”
“比如，在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议题上，胚胎本身作为潜在的、未来的相关者，其声音如何被代表？这是否会陷入一种代表的伦理困境？”
问题很犀利。李乐翻译时，特意强调了“代表”和“困境”两个词。
哈贝马斯听完，沉思片刻，缓缓答道，“ee schwierige, aber entscheidende frage der anspruchnicht vergessen wird”
李乐略一思索，“这是一个艰难却至为关键的诘问。代表未来世代利益的主张，确为任何关乎未来的伦理学都无法绕开的根本难题。”
“在话语伦理的构想中，要害并非越俎代庖，替无法发声者代言，仿佛我们能确知其所欲。”
“其精义在于，要求吾人于当下的论辩之中，蕴含一种反身性的自觉，将那些可能的、未来的视角与利益，系统地纳入考量范畴。关键在于，将倘若他们在场，将会如何？这一设问，通过特定的程序设置，使之不至于在当下的决策中被漠视或遗忘。”
“反身性的自觉”、“纳入考量范畴”、“程序设置”，这些词，抓住了哈贝马斯回答的核心，又用清晰的中文将其层次分明地呈现出来。提问的教授听后，沉思着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整个提问环节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热烈而有序。
李乐始终站在哈贝马斯侧后方一步之遥的地方，神情专注，如同一个精准而高效的枢纽，在德语与中文、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