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给贵国正当的司法程序带来任何不必要的困扰或风险。”
“不妨，我们换个思路。是否可以不以执法问话的形式，而是以核实特定案情细节、协助中方后续调查的名义进行？”
“核定案情？”
“是。”老李眯起眼，比如，由我方提出一份书面的、具体的问题清单，涉及一些只有王铮、乔杜里本人才可能清楚的、关于其与赵宜春网络对接的操作细节、资金流向中的特定节点、以及他们在伦敦活动中某些尚存疑问的环节。”
“这份清单可以提前提交给贵方和辩方律师审阅。然后，在贵方指定官员，就卡尔顿探长的陪同下，在符合贵方规定的会见环境下，由贵方官员主导问话，我方人员仅作为观察员和记录员在场，必要时可以对某些含混的答复进行澄清性提问。”
“整个过程录音录像，作为联合调查的工作记录的一部分，其内容的使用严格限于本案协作范畴。”
说罢，稍微向前倾了倾身，“这样操作，既尊重了贵国的司法主权和程序，保障了嫌疑人的法定权利，又能帮助我们解开一些仅靠书面证据难以理清的关键症结，从而更有效地推进整体调查，巩固证据链条。”
“这对我们双方侦破全案、打击犯罪网络，都是有实质性帮助的。我们关注的，始终是查明事实本身。麦副总监，您说呢？”
一番话，有理、有据、有节。
既坚持了接触嫌疑人以核实信息的需求，又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合作诚意，主动提出了一个在对方法律框架内可能具有操作性的替代方案，并将之包装为对“双方共同利益”的促进。
老李没有在能否问话的抽象原则层面纠缠，而是直接切入如何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实现信息获取的具体操作层面。
刚还嘀咕怎么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的卡尔顿听完翻译，心里暗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