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又被蛐蛐了。
“另一种是资源排斥。”李乐继续道，“当某个圈层的活动需要持续的经济投入时，无法跟上节奏的人会自然掉队。这种排斥不一定是主动的，但结果同样明显。还有更直接的，就是基于家庭背景、毕业院校等先赋因素的门槛排斥”
克里克特安静地听着，偶尔在便签上记下一两个词。等李乐告一段落，她才缓缓开口,“所以，在你的观察中，这些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是在不同圈层的穿梭、尝试融入或被迫疏离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塑的？”
“是的，教授。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标签，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人可能同时在几个圈层拥有不同位置，比如在学术圈是边缘者，在老乡圈是核心，在某个投资圈是新人。这种多重身份的交织和切换，构成了他们复杂的生存策略和心灵图景。”
李乐立刻想起了司汤达，“比如表演型融入，他们试图通过模仿目标圈层的消费习惯、言谈举止来获得接纳，但往往因为后台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的不足而穿帮，不仅难以融入目标圈层，甚至可能被原有圈层排斥，陷入一种尴尬的悬置状态。”
“司汤达最近就因为出勤率问题收到学校警告信，可能面临听证会，这对他试图维持的‘圈层形象’是一个沉重打击。”
“而像袁家兴那样的实践生存型，和时威这种降级的人，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游离于那些光鲜的圈层之外，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网络。并非没有圈层，只是他们的圈层逻辑更基于工具理性和现实互助，文化符号的展示欲很低。”
克里克特不说话了，翻着手里的报告，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所以，你这几个月的田野，算是初步摸到了这个群体内部社会结构的皮毛。你看到了圈层的存在、互动和流动，也注意到了经济活动在其中的作用。”
“但是，李，”老太太目光聚焦在李乐脸上，审视意味浓厚，“你的分析仍然带有你那个学科惯有的社会物理学倾向，过于关注结构、流动、资本这些硬框架。”
听到这儿，李乐心说，社会学旧社会学，还那个学科。
略一走神，又听到，“你提到的表演，但对他们表演时内心的挣扎、焦虑、渴望，甚至羞耻感，你捕捉了多少？人类学要求我们理解他者的意义世界，而不仅仅是描绘他们的社会地图。”